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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用汉语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要用汉语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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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数:992    更新时间:200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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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苑》<语言与精神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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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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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块字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是每一个作家必须考虑的尖锐问题

  王尧:读您的文章,我有一个印象,您认为汉语主体性的丧失与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有关。

  李锐:当年的白话文运动要用白话对抗文言文,树立一个白话的新的语言文字,但是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采取了全盘西化的立场。所以当白话文运动在完成了历史使命的同时,也留下了巨大的历史后遗症。世界上别的语言也有过这个过程,像欧洲原来的拉丁文,它和我们的文言文一样,那个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欧洲在自己脱离了中世纪以后,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它也对原来的占统治地位的拉丁文有一个反抗,可是这个反抗并不导致一种全盘的对自己传统的反对,和全盘的对自己文化的否定,这和中国的近代史有很大的不同,和新文化运动就更有极大的不同。两相比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代汉语的主体性是太缺乏了。什么叫“文艺复兴”?复兴就是恢复古典传统,恢复古希腊、古罗马的优秀传统。别人的文化解放要依托的是自己的古典传统,我们却是全面反传统,要做的事情南辕北辙。

  王尧:您由语言的困境发现了文化的困境。在现代中国的处境中,您觉得我们缺少的是文化自信心,或者说我们的传统断裂了,文化自信心无处滋生?

  李锐:我从写小说到反思自己所使用的语言,结果发现了这里有一个很复杂的牵扯,文化自信心的问题,语言主体性的建立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认为汉语没有必要去建立它的主体性,那我们何必再用汉语写小说呢?干脆都到美国去学美式英语,直接用英语写小说不就完了吗?那就最好,最先锋、最直接,全面彻底全球化,对吧?这种问题不是我们今天才想到的,新文化运动的“废除汉字”不就是这个思路吗?即便是按照最简单的成本核算也能明白,让全世界的人都使用同一种语言,才可能为全球化带来最低的成本和最大的利润。可是你想一想,那样的世界还有意思吗?如果按照某些人全球化的观点,有人会说你坚持中国文化,你坚持方块字,你就是一个文化原教旨主义者,你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很快地这样的帽子就上来了,这都是简单地看待历史。你在用中国话表达自己的思想,很可笑啊你!你在和这个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在对抗啊。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十三亿的人都说中国话,岂不是对全球化的最大障碍?都说英语就完了。最讽刺的是一些号称坚持普世原则自称知识分子的人,也在用汉语简单指责中国人的所谓民族主义。你既然是个全球主义者,你就得用英语呀,你得用美式“英格力士”指责民族主义才起码够格。一个用汉语指责别人是民族主义者的人,自己岂不是一个最顽固的民族主义者?现在,所谓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了所有不发达国家不证自明的原罪,已经成了掩饰压迫和剥削的最方便的借口。

  至于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当然不是好东西,当然要警惕,当然要反对。但是,那不是中国的地方病,那是世界性的流行病。

  在如今的网络时代,人家不用船坚炮利,你买一台电脑回家就已经把世界通用语买到家里来放在自己面前,天天面对着它,当这个网络把全球一网打尽的时候,也就是英语把全球一网打尽的时候,法语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德语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方块字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阿拉伯语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是每一个作家都必须考虑的非常尖锐的问题,这根本不是莫须有的什么假问题。所以我把这种人叫自我殖民,这种人不用别人殖民他,就很简单地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这是一批无理性“全球化”最驯服的奴隶。

  我们在一个世纪对别人的模仿中,已不再考虑发出自己的声音

  王尧:自我殖民的现象也可以说无处不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综合国力在不断增强,文化也有所发展。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虽然说有悠久的文化传统,这一点是无疑的,但是另外一面,我们又得承认有些时候我们还是弱势文化。所以,我倒赞成您在谈《厚土》时反对“文化决定论”的那种立场。文化的自信心并不完全建立在文化的强弱上,它未尝不是一种信仰。

  李锐:其实我觉得强调汉语主体性的建立这样的问题,它是有针对性的,我原来也没有这样直接提出来,我也是在我的思考过程中慢慢慢慢想到的。实际上每个语种比方说法语它肯定有一些读法语、用法语的人,他们是这个文化赖以生存的主体,这些人对自己的语言肯定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我之所以提出汉语的主体性,就是我认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到现在,汉语一直极度缺乏主体性。不是没有人使用它。有十三亿人说汉语难道还少吗?问题是,我们在一个多世纪对别人的模仿中,已经不再考虑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比被别人殖民还可怕。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谓语言的主体性,已经远远超出了语言文字本身,也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一种语言的主体性的建立是和它整个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它的历史处境,和它的有效性,和它的未来意义,都密切相关的。我深知,自己是难以回答如此巨大复杂的问题。我充其量不过是抛砖引玉,不过是提出问题。

对话嘉宾:

李锐:男,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先后做过六年农民,两年半工人。1988年转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百余万字。出版有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子》、《厚土》、《传说之死》。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等等。作品曾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出版。

王尧:生于1960年。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如今,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已不再是全球文学的盛宴,媒体和大众对它的关注显然不如明星闪烁、旨在向全球推销美国大片却俨然是全球电影嘉年华会的奥斯卡。有人说这是文学在全球的失败和溃退。但不争的事实是,严肃文学的读者的的确确正在萎缩。这是文学的困境。而我们的汉语写作在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困境中,显然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压迫———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作为弱势文化的汉语文化该如何建立自己的信心与责任?汉语写作的“语言焦虑”是否会演变成文化“失语症”?汉语写作的信心何在?……

  在这些貌似宏大的主题下面,其实是和我们每个人血脉相连的文化生态;是我们每个人得以追问过去、触摸现在、寻找未来的唯一通道;那也是我们可以面对先人、交付子孙的唯一通道。

  曾经有“乡土作家”之称的著名作家李锐,在多年的汉语写作中,对汉语文化主体性的建立以及如何建立汉语写作的信心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他和苏州大学王尧教授的对话,无疑会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清楚这些问题。

( 摘自“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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