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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与公民素质——兼谈"9·11"         
城市文化与公民素质——兼谈"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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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数:1020    更新时间:200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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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与公民素质
——兼谈"9·11"
朱学勤 
 
  (9月15日在上海证大投资公司"新上海人论坛"开幕式上的发言)
  我的发言主题是"城市与人――上海的文化地位和公民素质"。
  我们都不会否定,上海有三个历史阶段:1949年以前,它是中国沿海口岸对外开放的代表性城市,市场经济发育充分;计划经济时期它又成为几乎所有席卷全国性左倾政治运动的策源地,走在极左政治的前列;改革开放以后,其实是在1992年以后,它才逐渐恢复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龙头老大地位。这样截然对立的历史内涵融化在同一座城市里,自然构成这座城市内在的紧张,1976年以前的一句政治口号,再好不过地体现了这一紧张:"兴无灭资"。 在"兴无灭资"最为兴盛的年代,外滩出现了这一景观:市革会大门口立正挺立的士兵,刺刀闪亮,象征着极左年代僵硬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一百米开外,外滩江堤上则趴满一对一对的情侣,情侣排列之密集,两对人之间插不进一个第三者,如果相邻的情侣是知识分子,或许能听见他们眼镜磨擦的亲密声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把上述滑稽而又真实的对立景观视作我们这座城市内在结构的最好象征,直到改革开放,市革会被市政府取代,并迁移到另一地方;而外滩江堤上的情侣墙则随着市民住房条件的改善也逐渐消失。
  我完全同意此次论坛的主人戴总裁在开幕致词时表达的这一观点:上海应该成为国际大都市,要做中国的纽约,而不做中国的新加坡。前者的特征是什么?既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心,也是这个国家的文化中心。关于上海是否应该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曾经是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积极呼声。进入九十年代,逐渐消寂。发出这一呼声的历史根据和现实背景是:上海曾经是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心,或者说是文化中心之一,它曾经是国家队,至少是国家二队,到了发出那一呼声的年代,它已经迅速沦落为省级队里的甲级队,只是比其它省会级城市稍微突出那么一点。我今天愿意再提这一问题,只是把积极角度扭转为消极角度,我的这一消极角度是从对比巴黎和纽约的两种模式而来。我们知道,巴黎在法国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两者合二而一。而在我看来,由此形成巴黎并不令人羡慕的另一面:从1789年以来,那个城市的居民几乎每一代人都要经历一次动荡,要么是巷战血火,要么是广场啸聚。巴黎如此不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在这里合二而一。每当有政治危机,就会引发文化危机,而每一次文化危机也都有机会触发政治危机。政治与文化挤压为同一个板块,这一板块就经常为政治与文化的危机共振而苦恼。我们来看纽约,它是那个国家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而不承担政治中心的功能,也就是说,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在一天车程可达的距离内,分别担当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功能,这就有效地避免了文化危机和政治危机同时发生并相互激荡的社会共振。我们曾经有过这一模式的尝试。仅仅从分散文化与政治的危机共振这一消极角度,我也坚持认为,上海如果能够应该成为文化中心,或许能帮助中国避免一点那种法兰西内战风格的危机共振。
  我还注意到戴总裁刚刚提到了911事件,他说这一事件证明:美帝国主义不堪一击,是纸老虎,不是真老虎。很遗憾,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
  有关此次事件,我们的耳膜里充满了各种政要的声明和发言,我们听得够多了。而真正震动我的则是一个小人物的一句话。两天前我从中央电视台听到播音员口播一条消息:911袭击中还有第四架飞机,那架飞机上曾经有一个男人用手机与他地面上的妻子打过一个电话,那个男人的最后一句话是:"男乘客投票决定与歹徒搏斗。"飞机后来在匹茨堡附近坠落,歹徒与乘客同归于尽。
  我在课堂上讨论这一问题时,我向我的学生坦白承认:你们的老师做不到这一点。在飞机被劫持乘客生命面临危险的关头,你们的老师可能选择不搏斗,因为这是文明社会的惯例,我如此选择,不会因此而遭谴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只可能提气一呼,喊一声:"怕死的,往后退;不怕死的,跟我上!"我这样喊,不会想到自己正在侵害别人的权力,因为这是我从小所受教育使然。我最不可能作的选择,就是那位那个男乘客所做的那种的选择: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投票决定与歹徒搏斗。你们打死我,我也想不到要投票决定,因为这一习惯远在我的"文化"积淀之外。
  我们可以逐点分析这一遗言的"文化"含量:
  1, 男乘客:这一强调性别的称谓,通常会激起女权主义的反感,但在那一特殊时刻,则不会引起她们的反对。这一说法包涵了古典"文化"的积淀,在那个封闭的机舱里,男人面对歹徒,他们是弱者,面对女乘客,他们又是强者。强者必须有义务保护弱者。而那些歹徒则相反,他们在上飞机前,或许是世界秩序中的弱者,一旦机舱被封闭,他们立刻成为手持利刃的强者,面对弱者和更弱者,他们是一视同仁地劫持,并强迫别人成为他手里的人体炸弹。"弱者"的这一行为特征,或许能在目前广泛流传的这一观点上撕开一道裂隙:弱者的反抗总是正义。
  2, 搏斗:我们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鼓励乘客搏斗,那时我们时常在电视中看到,能这样做的空姐披红戴花从飞机走下,然后由一个更小的女孩扑上去戴上更多的鲜花。很可能直到有一次空难发生,终于停止了这一不文明、甚至是漠视旅客生命的"英雄行为"。而在主流文明中,遭遇劫持,放弃搏斗,则是普遍接受的惯例。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不能以别人的生命为冒险代价,去完成那一类"英雄行为"。但在获悉世贸大厦已经被袭击的前提下,搏斗则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生命牺牲,为此打破惯例起而搏斗,不仅是正当的,也是正义的。
3, 投票决定:即使是正当的、正义的行为,也必须征得他人的同意。任何一个合法公民的生命,不能由别人来任意处置,哪怕是出于高尚的动机。最难做到的是这一点,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还能想到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自由。我们曾经一再模仿杜威的口吻说,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用我们二十年来最为习惯的口气说,只有首先成为一种"文化",才可能成为一种制度。制度与文化孰先孰后?可能会引起一场使知识分子们激动起来的争论。但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确实是平民百姓已经养成的生活方式,或者就用那个词——"文化"。没有一生的习惯,就不会在最后一分钟以那样谦卑和自然的口气说:我们投票决定. 
从那以来已经四天,我们听到的是各国政要在发表各种慷慨激昂的讲话、声明,但我以为,不会需要多长时间,所有这些讲话、声明都会隐退到历史的幽暗深处,并逐渐淡化,被人们忘却;而这位普通乘客用手机从天空中打下来的这一句遗言,平淡无奇,却会逐渐升起,载入史册。这不过是一个丈夫给一个妻子的一句耳语,却胜过所有政要通过麦克风响遍世界的千言万语。这一普通平民的耳语,应该和公元前五世纪伯里克利葬礼上的演说、公元后十九世纪林肯在葛提斯堡的类似演说连接在一起。它给了我们一个实在的安慰,在文明遭受如此野蛮袭击之后,人人都在象斯宾格勒那样发出哲学气味实足的疑问时,我们或许也能小声地说,这个文明看来还能持续。
我援用这一细节,是想请出资邀请我们的戴总裁原谅,我想说的是:以这样的文化武装起来的城市,不是纸老虎,而是真老虎;以如此文化武装起来的公民,是真老虎,不是纸老虎。它是那样谦卑,不带有正义者的气势凌人;又是那样平静,泰山蹦于前而不变色。此前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纽约不是一个令人喜欢的城市。但今天我不得不说,它的那些缺点依然存在,却还有令我肃然起敬的一面。我们在这里讨论这座城市是应该做中国的纽约,还是做中国的新加坡,幸好说到它应该做前者,而不是后者。既然如此,这样的城市,是否应该选择这样的公民文化?除此之外,至少在目前,我看不到有其它的选择。     (摘自“浴火凤凰”网站)

鲁迅的西方文化观

——北大演讲录之三

               

                       钱理群

 

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并且在实际上影响着本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成为一切政治、文化势力都不能回避的尖锐的问题。这是由本世纪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的特殊性造成的。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交流,早在汉唐时代和明代,就已经开始。但汉唐、明代和外来文化的交流与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文化交流,在性质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前者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基本上是平等的交流。鸦片战争后,西方用枪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其文化也随着商品输入而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是被动接受的,也就是说,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一直到20世纪,西方文化的输入始终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同时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化传入造成的影响非常复杂。一方面,它传入了中国所没有的一种新质的文化,确实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但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或者说中国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文化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在民族心理与情感上也就引起了十分复杂的反应。一方面东方学生必须向西方老师学习,但始终不能摆脱一种屈辱感;同时,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的知识分子,又不能不时时产生种种忧虑,一种焦灼心理,担心自己的传统文化因此会失落。这样的民族感情问题,恐怕是一切后发达国家都会遇到的。
  鲁迅是怎样看待和处理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呢?他首先对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的民族心理作了一个分析,他从屈辱与担心、焦虑的背后,感觉中国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或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实质上是一种中华中心主义情结。表面上是民族的自卑心理,隐藏在深处的是民族自大情绪。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感为什么比其他东方民族更加强烈,就因为难以摆脱“中华中心主义”梦的诱惑。而在鲁迅看来,这是中华民族最致命的问题,它将妨碍民族的更新和真正自信。所以,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一开篇,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华中心主义。由于中国在历史上始终处于中央大国地位,民族就缺乏上进心,缺乏一种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能力,这就使得中国文化长时间没有进步。以至到上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缺乏自我批判力量的已经老化的中国文化,一下子遇到一种尚具活力的西方文化,倾刻间,帝国的文化大厦就垮了。在鲁迅的观念中,西方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一方面和中国文化不一样,但又有独立的价值。这说明,他是用一种平等的眼光去看待西方文化的,既没有把西方文化看作蛮荒文化,也没有将其视为先进文化。同时,他认为尽管西方文化是随着帝国主义的枪炮打进来的,它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还是有益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异质文化,就有了比较。由此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人们不是说要发扬传统文化吗?要发扬传统文化中真正值得发扬光大的东西,首先就是要正确地分析自己,仅仅自己看自己是看不清楚的,必须要有一个他者的存在。现在西方文化就是“他者”,你先要知道(真知,而非假知;深知,而非浅知)西方文化,然后加以周密的比较,才能产生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一种自觉性。所谓自觉,就是要反对盲目性。在鲁迅看来,中国人对待自己文化最大的盲目性,就在于那个中华中心主义。什么叫中华中心主义?就是认为我们传统文化有一种至善至美性,达到了顶端、极境。鲁迅认为这种至善至美性,是虚妄的,是一种盲目性。“打破盲目性,增加自觉性”,这是鲁迅接受外来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在鲁迅看来,西方文化的侵略性的强行输入,在造成了中国本土文化危机的同时,它也为古老的传统文化的更新提供机会,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打破了传统至善至美性的文化神话,然后我们才能客观地自觉地来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什么应该发扬,什么应该改革,而整个文化的发展应立足在变革上。最近经常有人提出来,好像由于鲁迅对传统文化采取比较激烈的批判的态度,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断裂了。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民族文化断裂的真正危机在哪里?在鲁迅看来,真正的危机在于不思变革,陷入盲目性。鲁迅尖锐地指出,传统文化不会灭亡在变革上,而恰恰要灭亡在不变不动的保古上,越保古这古就越保不住,这是鲁迅的一个基本的立场。他就是要借助西方文化来打破中国文化的神圣性、神话,然后才能变革,有变然后才有更新,才能发展传统文化。这里同样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什么是爱国主义?鲁迅当时就作了回答:“满口爱国满口国粹,也并不妨碍人们作奴才。”他希望我们要警惕那些爱亡国者。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有一个很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世界上固然多爱国者,但也搀杂着爱亡国者,爱国者虽然偶然怀旧,却专重在现世以至将来,爱亡国者只是在悲叹过去,而且赞叹着所以亡的病根。鲁迅特别提醒我们,那些外国保古主义者称赞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得当心,有的是别有用心的称赞。改革开放以来,无数外国人到中国来,用鲁迅的话说,考古家,来了来了,一批又一批,他们拼命地称赞中国的文化如何好,有的中国人就昏了头。你看外国人都说我们好,那我们文化更不得了。鲁迅说,你要分析分析,外国人说中国好,那是有各种各样动机的。一种人认为中国是劣种人,因此只能照原来模样,他们希望中国不要变,很多外国人最喜欢去看中国最原始的东西,认为这最好,你们要保留别动。中国人说,你看他说保留不动,我们就保留不动了。其实他内心是藐视你,认为你是野蛮民族,他是到你这里来寻找野蛮的东西的,所以他希望你不动。还有一种人呢,他是来旅游的,是来寻找刺激的。因此,他最希望到中国来看辫子,希望中国成为老古董。

  在警惕保古主义的民族主义之外,鲁迅又特意指出,要注意“兽性爱国主义”,这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鲁迅说,这些兽性爱国主义有一个特点,他们自认为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国度里,“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扫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慊也”。鲁迅在这里所说,一个方面是指当时西方的侵略者,强权主义、霸权主义者。这表现了鲁迅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作为一个弱势的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他坚守着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另一方面,这也是对中国自己的一种警告,因为当今世界,能够成为大国的,只有西方大国和东方大国———中国,因此他总是时刻警惕中华中心主义死灰复燃,警惕中国一旦重新强大起来,就会陷入霸权主义。在这里,鲁迅和尼采划清了界线。鲁迅在谈他和尼采的区别时说,尼采只是歌颂强者,是完全的强者哲学。而鲁迅则是自强,抵抗强者,力抗强者,又警惕自己成为强者后又去建立一种新的强权。鲁迅把立足点放在如何“自强”上,这一点也很重要。所以,反抗强权的基础是“自强”,着重批判自己国内阻碍自强的封建的东西,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这是他的一贯的思路。怎样才能“自强”呢?鲁迅认为,关键是向敌人学习。你要反抗强权,首先要向他学习,也就是拜敌人为老师。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鲁迅式的命题。而且是在1935年提出来的,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就说鲁迅是汉奸,对“日本鬼子”仇恨都来不及,怎么要向他学习?但这正是鲁迅真正的爱国表现。这道理非常简单。比如两个人打架,你要战胜他,你必须要把他的优点也吸收过来变成你的,然后你再发挥自己的长处,就一定能把他打败。鲁迅在大敌入侵时,敢于提出要向敌人学习,这表现了他一种真正的民族自信心。鲁迅说你看汉唐的中国那是何等的气魄,那时它正处极盛时期,甚至敢于任命外国人当自己国家的官员。外来的东西拿来以后,变为我自己的东西,可以自由地驱使。而清朝的那些人,一见外国人就害怕得要死,推拒、惶恐、退缩、逃避,还找出种种理由来掩饰自己。   
 
  鲁迅的这些命题,一直到今天,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我觉得当前中国正弥漫着一种很可怕、很糟糕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种是保古主义,一种是兽性爱国主义。现在回想起来是个笑话:前几年中国经济有点儿发展,西方就设了个圈套,说中国的经济已发达到前面第几名了,目的是想把你算到发达国家中,关税协定就是另一套办法了。这是一种策略,而中国人有的就认为,外国人说我们强大了,我们就真强大了,就大提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大讲中国可以说“不”了。刚恢复了那么一小点元气,就想大打出手,这太可笑了。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个高论。我认为带有典型性,必须痛加驳斥。我不讲作者的名字和文章发表地方,也就是表明,我不是针对人,我关注的是一种思潮。这文章写得气势磅礴:“进入九十年代,随着西式乌托邦梦的破灭,以及一系列在西方扼制下的民族意识的本能的反应,民族情感开始复兴,和早期的内倾性被动性不同,新一轮的民族主义在根基深处有一种原初的使命意识。中国是伟大的,中国必须在世纪舞台上有他的独特非凡的发言权。中国应该成为新的文明发育地,形成示范效应,带领世界走向更好的明天。从这点来说,96年说不的现象,撇开它商业化、浅薄浮躁不谈,在本质上,深处都是揭示了一个觉醒民族的自信,它将是一代中国人的宣言。我相信,如果说,我们回首20世纪的中国,仅仅意味着中国人在形象上站了起来。当后人回首21世纪中国,他将显而易见,发现中国人已经在实质站起来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世纪已经降临。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一切敢于阻挠和破坏它前进道路、方向的人与物都将被它辗得粉碎。这就是世纪之交真实的中国形象。”这是登在我们的报纸杂志上的,堂堂皇皇的学者言论。所谓“新一轮”者,是古已有之的中华中心主义与十年浩劫中喧嚣一时的“世界革命中心与策源地”论的新版本。我们做了一个世纪的中华中心的梦,文化革命中这种使命意识达到了登峰造极,给我们的民族带来灾难才过20年,伤口未完全愈合,为何如此健忘?而且,我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以平等的姿态作为世界大家庭中普通的一员,取得一份应该取得的自己的独立的发言权,偏要那么高人一等。鲁迅曾说过一句很沉痛的话。他说,中国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种称呼,一种称它为禽兽,一种称它为圣上,从来没有称它为朋友。这新一轮的民族主义又把外国人看成是禽兽,但是,禽兽很容易变成圣上,主人很容易变成奴才,主奴是很容易互变的,要知道,既可以独特非凡地君临于他国之上,也就可以独特非凡地充当他国的附庸。至最后杀机显露的豪言壮语,“辗得粉碎”之类,每一个有点年纪的中国人都记得,在那史无前例的时代,有多少人头在阻挠与破坏的借口下辗得粉碎。读一读这样的文字,对我们大有好处。在本世纪末,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这种以保古主义和兽性爱国主义形态出现的新一轮的民族情绪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产生后到底有什么危害,我想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应该认真地来考虑考虑这些问题。鲁迅早就说要警惕一致对外口号下的勾当:“甲说:乙先生,你怎么趁我忙的时候,把我的东西拿走了呢?现在拿出来,还我吧。乙说:我们要一致对外,在这样危急的时候,你还只拿自己的东西,亡国奴。”鲁迅还有句话:“用笔和舌将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这是不错的,但要小心,不可使大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到底还不如我们式的,做自己人的奴才的”。人们揭露,做帝国主义的奴隶我们如何苦,受压迫,我们并不反对这种揭露,同时要警惕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帝国主义这么坏,还是中国好。觉得当中国人的奴隶比当外国人的好,这种所谓“爱国主义”的逻辑,很容易迷惑人。其实,应该是什么奴隶都不能当。

  以上我们的讨论或许扯得远了一点,但仍然是围绕着一种中心话题:接受西方文化时,如何处理与民族感情的关系问题。现在,我们再进一步考察鲁迅对于西方文化的基本看法,如何看待西方的19世纪工业文明,也就是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我们已经说过,鲁迅反对把中国传统文化奉为至善至美的绝对的文化神话;同时也不给西方文化以至善至美性。在他看来,无论是中国的文化,还是西方的文化都是一种偏至的文化。一方面,都是有局限性的、片面的有缺陷的文化,而不是至善至美的,不能把它神化、理想化,把它美化、绝对化。但另一方面,它也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要有一种宽容。如果你用至善至美来衡量,一旦发现有缺陷,就会容易否认这个文化。任何文化,它的价值和偏至是同时存在19鲁迅的西方文化观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建立起一种多元的世界文化的观念:所有文化都是偏至的,但它们又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形成了互补的关系。不同的文化,可以在彼此平等的比较中,既互相吸收补充,又互相拒斥竞争,既互相融合,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鲁迅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把西方文化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根柢”的,一部分是“枝叶”的。“根柢”指它的普遍性、世界性、人类性,“枝叶”则指它的个别性、特殊性与民族性。把这两者作一个适当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一个热门话题,是讨论东西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有人把西方化特别是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绝对化、普遍化,希望全盘西化,这显然不正确。但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要走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路,不承认西方文化中包含有人类文化的结晶,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包含有某些(不是全部)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要求。这恐怕也是有问题的。我们过去做了许多蠢事,把许多人类文明的结晶都送给资产阶级了,把民主、人道、个性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那无产阶级剩下什么呢?文革中的许多野蛮行径和这样的思潮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鲁迅在他这里,把根柢与枝叶分开,而且以为西方文明的根柢包含有普遍性、人类性的东西,是人,对人的尊重,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强调,把“人”放在第一位,立国先立人。在他看来,物质、科学、民主等等,都不是根柢,只是枝叶,而且还包含着负面因素:可能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形成威胁。这就涉及到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如何看待19世纪的西方工业文明,用流行的话说,就如何看待西方现代化道路。这个问题其实是关系到我们的自身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的。中国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广泛地接触到西方工业文明的。这时,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文明自身的矛盾、缺陷已经越来越显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几乎是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接受西方工业文明的中国人(知识分子),在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工业文明后,发现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好,还有许多毛病,弊端,很多人就转变了态度。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由崇拜到反对,由崇扬西方文化到崇扬传统文化,由西方主义转移到东方主义的过程,最早是林纾、严复、梁启超等人。有意思的是,历史又在本世纪末重现:八十年代末,大批的中国人跑到外国去了,那时,许多人最都在做西方的梦,将西方视为天堂,现在真正到了西方,就发现现实的西方世界同时是地狱。特别是发现西方对中国有一种民族歧视(这种歧视有时是不露痕迹的),感到屈辱,又回过头来看中国,越看越可爱了。于是,争先恐后地批判西方、美化中国,和当年争先恐后崇洋一样,仍然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过是从众赶潮流,和鲁迅倡导的个体精神自由大相径庭。鲁迅当年面对盲目崇拜或盲目否定的狂潮,始终保持清醒,他以科学的态度,对形成西方工业文明基础的基本要素:物质、科学、民主等,作了历史与现状的深入考察,进行了超前性思考。他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发展历史的清理中,发现科学进步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曾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特别注重发掘科学背后的人文精神、人性之光。将其概括为“反摹古、反伪智、反惑于常、反泥于习”,体现了一种人的创造力与创造精神。同时他又提醒人们注意,如果把科学趋于极端,变成一种科学崇拜,过份强调理性,就会导致对科学中的非理性因素和人的精神信仰的否定,妨碍人的个体精神自由。鲁迅实际上是对科学主义的危害性作了预言。鲁迅同样充分肯定了西方物质文明发展对西方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但他同时坚持不能光强调物质而忽略了精神。如果把对物质的重视推向极端,变成对物质的崇拜,就必然导致人的主体精神的丧失,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而这正是鲁迅最为警惕的。鲁迅还考察了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西方政治的发展。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民主平等对反对中世纪封建主义独裁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时又指出,如果发展为民主崇拜,也会有很大的危险性。民主是强调多数人的意志的,反对少数独裁,如果导致对众数的崇拜,就会导致历史的循环:封建社会以独凌众,现在以众凌独,专制的本质不变,不过是用多数人的专制替代了君王的专制,也一样容易使人们成为奴隶。鲁迅也高度评价了法国大革命的平等原则,但同时提醒大家注意,平等隐伏着一种危险,容易抹杀每个人的特点,人的个别性。社会上人的才智有高低,它不是把低提高,而是把高降到低,导致平均线下降,整个社会趋于平庸化,以人人一致为前提,很难有个性的独特发展。总之,鲁迅肯定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推动作用,但又看到了在西方工业文明中新的奴役关系的产生。他从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出发,对西方工业文明,感到了深刻的失望,认为它不能帮助人彻底走出奴隶的困境。他不孤立谈科学、理性,而是从“科学、非科学”,“理性,非理性”,从“少数人自由和多数人的群体民主”,从“平等与不平等”的相互对立命题来考察他们之间相互矛盾,相互渗透、影响、制约关系,对任何一方都不作绝对的肯定或否定。在肯定的同时有否定,否定的同时有肯定,肯定的同时作出质疑,否定的同时也提出质疑,这使他的论点具有某种相对性。但这相对性并没有导致折衷主义,他不追求“既要……又要”这样的“合题”,而认为这两者永远处于一种矛盾冲突中,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平衡。他正视正反题之间的矛盾斗争,并把正反题的矛盾转化为自身选择的矛盾,把外在的矛盾转化为内在矛盾,从而产生一种困惑,一种焦虑和一种痛苦,他一生中就在徘徊于这两者之间。鲁迅在理论上是相对的,但在实践上,在个体的选择上,他是偏至的,他偏向选择精神与非理性,个体与自由。他提出问题但自己没有解决,他只把这种困惑和矛盾如实地告诉大家,揭示给大家,至于怎样处理不是他的任务。鲁迅对于我们后来者也仅是一个启示,问题解决则要靠我们自己,根据自己的体验,作出自己的选择。

  鲁迅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批判性审视,主要有两次:一次在本世纪初,集中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第二次是三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上海与九十年代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都是都市消费文化极度膨胀。鲁迅当时正在上海,让我们来看看鲁迅对这样的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现代都市文明有什么样的看法,他这一时期的著作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这里向大家介绍几篇文章。

  一、《电的利弊》。鲁迅提到,电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很重要的标志。电在不同情况下会起到不同的作用。电可能是“文明人所制造的刑具”;有福的人用电疗痛、美容;被压迫的人却因此受苦而丧命。他谈到电同样是科学成果,既可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又可以变成酷刑,形成对人的一种更大压迫。

  二、《男人的进化》。这一篇讨论现代都市社会的婚姻关系、男女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人是万物之灵,首先就是男人的本领大。最初是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娘儿们曾经统治过一个时期,那时的祖老太太大概比族长还威风。后来,不知怎么的,女人就倒了霉,项颈上、手上、脚上,全都锁上链条,扣上了圈儿,环儿,几千年进化,这些圈儿、环儿变成了金的、银的、珍珠宝石。然而这些项圈、镯子、戒指等等,到现在还是女奴的象征。自从金钱这宝贝出现后,就像现代社会,男人的进化就真的不得了,天下一切都可以买卖,性欲也不例外。男人花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有东西,而且说,我并没有强奸你,你拿了钱便须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在资本主义金钱社会,男女关系变成了公平交易,蹂躏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吗?这是男人进化的颇高阶段。同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却比嫖妓更高明。在这制度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新妇被放到新郎的床上时只有义务,她连讲价钱的资格都没有。男子可以随时使用她,而她却要遵从圣贤礼教,即便在心里动了邪恶也犯了奸淫之罪。如果雄狗对雌狗用了这样严厉的而巧妙的手段,雌狗一定急着跳墙,而女人只有跳井,当节女、贞女去。男人用最科学的学说使女人虽无礼教,也心甘情愿地做奴隶。此所谓男人的进化!由此可见,传统婚姻可怕,而科学化的理论更可怕。鲁迅批判的锋芒是双向的,既指向传统婚姻,也指向在科学、金钱名义下的现代婚姻制度。

  三、《论“人言可畏”》,这篇文章是对现代传播媒介、大众文化的一种批判。文章涉及到三十年代最著名的电影明星阮玲玉。阮玲玉自杀后在遗书中有四字“人言可畏”。鲁迅指出,阮玲玉的自杀显示出新闻的威力,在现代新闻媒介下,像阮玲玉这样的人最容易受到迫害。她有名却无力。小市民最爱听人家的丑闻,尤其是熟识人的丑闻。阮玲玉是一个公众而无不及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体验,今后还会进一步发展,在座诸位将来会有更多的体会。

  鲁迅在考察上海文坛时发现了一类新的文人,叫作“商定文豪”,是商业文化的产物。他说,“现在是前周做稿,次周登报,上月剪贴,下月出书,一下子成为名人,根子在卖钱。商家印好稿子,倘若封建得势,广告说作者是封建文豪;倘若革命行时,广告便说是革命文豪。别家的书印出来了,便说那一家并非真的文豪等等。”在现代商业社会,文学也变成了消费品,于是出现了种种怪现象,以致于“文人无文”:拾点琐事,做本随笔,就成了文人;讲一通昏话成了文人;编几本刊物,暗捧自己是文人;甚至翻译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出一本文学家词典,把自己也塞进去。——不过,三十年代文人的这些小玩意儿,比起九十年代某些文人的商业行为,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再看一下鲁迅对现代大学教育的批判。大家知道,鲁迅和刘半农、钱玄同等都是五四时期的战友,三十年代却发生了分化。这些人成了教授,学术上做出了很大成就。但他们“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于是,他们也成为鲁迅批判的对象。在《“感旧”以后(下)》一文里,鲁迅写到一件事:北京大学招考,刘半农先生以著名教授的身份做考官,他从国文卷上发现了一个错字,就来作诗,那些被他挖苦的中学生简直要钻地洞。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不会不对,鲁迅却以为还有磋商的余地:他要为青年学生辩护,也出出教授的洋相。他举例说,有一个中学生考试写了“倡明文化”,把字写错了,应为“昌明文化”。然后刘半农先生就做考据,他说“倡即‘娼’字。凡文化发达之处,娼妓必多,谓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鲁迅反驳道,我记得《诗经》里也有一句“倡予和女”,好像至今也没有人解作自己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的意思。所以那一个错字,不过错而已,谈不上可笑可鄙。鲁迅尖锐地问道:“中学生在文章中把留学生写成‘流学生’,一个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发往西洋把学流,硬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我们看可笑的是在哪一边呢?”鲁迅在这里所揭示的,正是体制化的现代教育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有学问的大学教授,用他们的知识权力嘲笑青年学生,这就造成了对青年学生新形式的压迫。说老实话,大概没有任何人会站在中学生的角度去说话,而鲁迅却爱护青年,且敏感到这一问题的存在:他在任何时候都是站在弱者(被奴役者)这一边的。

  还有《名人与名言》,这是针对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先生说的。章先生是大学者,有一次他发表了一个高论:“学白话是很难的,比文言还难,因为现在白话多是古语,不知道白话的某个音出自古语那个音,白话便难学。”鲁迅由此而发表了一番议论:章先生作为一个小学家,他谈小学是对的,倘或章先生超出小学范围来大谈白话问题,就要出毛病。于是提出一个尖锐问题:要警惕名人崇拜,以为倘是名人说出的话就特别有道理。其实,“博识家的话多浅,专家的话多悖”。专门家对超出专门范围的问题发表意见,多半荒唐。鲁迅的这话番议论自不是指向太炎先生个人,他所面对的是现代学术的一个重大问题;一把学术权威地位绝对化,也会形成一种新的压迫。

  鲁迅还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很有现实意义。上海三十年代有一种被资本家所控制的御用工会,曾提出过一个“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的口号。鲁迅分析说,这句可疑的口号的真实含义是:“有理的压迫”不应反抗。于是又有“全体工友必须刻苦耐劳,加紧生产,共济时限,力谋劳资间的真诚合作,消灭劳资间的一切纠纷”这样的号召,并且宣扬说“中国的工人阶级没有外国那么苦。”鲁迅所发现的“有理压迫”论,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人在宣扬,这是应该引起警觉的。在鲁迅看来,压迫就是反动,有压迫就应该反抗,这里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的余地。人们应该洞悉一切对压迫、奴役的掩饰和粉饰。可以看到,如果说鲁迅在二十年代批判锋芒主要指向传统文化,那么三十年代则主要指向现代社会,对现代化结果(现代教育、现代传播、现代商业、现代文化、现代学术)的一种批判。更可贵的是他在批判现代文化时发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压迫关系依然存在,但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压迫关系。西方现代文明并没有真正使人从奴隶状态解放出来,相反新旧奴役关系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恶性嫁接。鲁迅早在本世纪初便提出这一问题:过去我们有本土自发的偏枯,现在我们又获得外来的新的疫病,“二患交伐,中国之沉沦遂以益矣!”八九十年代中国问题的严重性恐怕也正在这传统与现代中的弊端的恶性的嫁接,“二患交伐”上。——鲁迅的预见又提前了半个49中州学刊1999年第2期名人,因此,正好为报纸凑热闹,增加一点销路。现代新闻有一个坏脾气,爱渲染,尤其是对女性,更加上种种描写。所以报上经常有许多社会新闻,如果案子中是男人不多写,若是女人便大加描写,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便是“豆蔻年华,玲珑可爱”。一个小女孩跑了,她到底是自己跑的还是受人引诱都不知道,但才子们就断言“小姑独宿,不惯无郎”,你怎么知道?一个村妇再嫁两次在这穷乡僻壤本是很平常的事,到了才子笔下就变成“奇淫不减武则天”。你怎么知道?在强者是不要紧的,只需一封信,道歉和更正就接着登出来。无权无势如阮玲玉就成了吃苦的材料。鲁迅这里讲的,都是现代新闻传播媒介对人的伤害和压抑,其实是不亚于封建社会的。到了九十年代比之三十年代可以说是有过之世纪。

  考察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鲁迅的第二个重要发现是一个新的社会典型的出现。这种人在八九十年代又再度出现,即所谓洋人的买办。鲁迅称之为“西崽”,并且说“西崽”之可恶,不在于他的职业,而在于他的“相”。“相”是人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因为他一方面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也高于群华人;在另一方面,他以为自己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远胜过洋鬼子,也就更胜于在洋鬼之下的群华人。所以他有两面:以为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这是典型的市民文化下的洋奴心理;他又在洋人面前摆出我是黄帝子孙的架子,这又是“中华中心主义”在作崇;这也是一种恶性嫁接。所以鲁迅说西崽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其实质是依附于东西方两种权势,因此是双重奴才。却以此为资本,把同胞驱为奴隶,西崽可恶就在这里。鲁迅站在群华人立场上,站在中国大多数人立场上,他就发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中国人受到了三重压迫:既是中国传统势力(中国传统统治者,无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的奴隶,又是西方殖民主义统治者的奴隶,还是依附于二者的西崽的奴隶。鲁迅在考察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现中国人民所处的三重奴隶社会,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鲁迅在考察现代社会中国知识分子地位的时候,又有痛心的发现。鲁迅多次谈到,中国统治者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想到知识分子,一是在开国的时候,他希望知识分子为他歌功颂德,提供统治合法性,这时知识分子所扮演的是“帮闲”的角色。像司马相如那样的文人不过是一个清客。一旦统治者到了统治不下去的时候,病急乱投医,就会想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平时常说治国平天下,大概总有办法吧。于是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于是知识分子觉得皇恩浩荡,得意得不得了,其实不过是官的帮忙。所以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摆脱不了或是官的帮忙,或是官的帮闲的循环。但鲁迅在考察三十年代大都市现代文明后又有新的发现。在本世纪初,他曾说过物质过分发达有可能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三十年代,他这一思路,有了新的发展:在一切商业化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商的帮忙和帮闲。在本世纪初,鲁迅还发觉所谓“众治”的威胁,以独治众是封建专制,以众治独是现代民主专制,过分强调众治的作用,夸大众治的力量,也会造成新的危险。在三十年代,人们把“众”的概念赋予意识形态化的“人民”的意义,鼓吹“人民至上”。但人民是个抽象的概念,“人民至上”变成“人民代言人至上”。“代言人”或为政党,或为组织,自以为代表人民,人民至上变成“我”至上,形成一种新的压迫。于是,鲁迅发出知识分子可能成为“大众”的帮忙,“大众”的帮闲的警告。如果在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只是官的帮忙帮闲,是一重奴役关系。到了现代社会就存在沦为商的帮忙帮闲,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危险,而封建统治依然存在,知识分子成为三重奴隶。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大众帮忙帮闲,不仅指大众代言人压迫,也指大众文化,即现代传播大众通俗文化形成对人新的束缚和压迫。我现在最害怕看电视,因为电视天天向你灌输高度统一的东西。现代年青人越来越从大众文化中熏陶出来,而大众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常对个体思考形成压迫,人若天天生活在大众传播媒介里,被它笼罩,最后自我会消失,忽然有一天发现,你不会独立思考了。大众文化是一套统一的模式。所


以大众文化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剥夺是非常可怕的,某种意义上比代言人还厉害。因为代言人压迫可以感觉到,而大众化的压迫是感觉不到的。鲁迅在三十年代提出不要做大众的帮忙帮闲,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命题。我想,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会越来越感觉到做大众帮忙帮闲的危机。现在人们对官的帮忙帮闲有一定警惕性,唯有对大众的帮忙帮闲缺乏警惕。因此重温鲁迅对按西方工业文明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三十年代现代都市文化的批判性审视,特别他从不同角度所揭示的新的压迫、奴役关系的再生产现象,以及与传统压迫、奴役关系的结合,是特别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1]钱理群:《鲁迅对“现代性”诸问题的历史回应》
摘自:《文艺研究》1996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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